1911年11月9日，即武昌起义爆发后一个月，广东宣布脱离清廷，共和独立。不久，粤商自治会副会长李戒欺等人决定解散该会，另组一个粤商维持公安会。至此，这个与七十二行、九大善堂、商务总会并列清末广东四大重要商人团体的组织，结束了它短短四年的生涯。
粤商自治会成立之初，曾定下宗旨：“本会遵旨预备立宪，先与同胞谋自治，将以研究内政、外交之得失，发为议论，供朝廷采择;调查工商实业之利弊，力为整顿，以谋地方公益。”如今共和既成，朝廷崩溃，立宪亦成往事，活动早已陷于停顿的自治会，当然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了。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著名学者张玉法，在其专著《清季的立宪团体》里，曾辟一节介绍粤商自治会，总结该会在西江捕权之争(1907年)、抵制日货之 “二辰丸案”(1908年)及与澳门当局勘界交涉(1909年)中，动员民众，出力甚多。尤其是1910年达到高潮的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详见本报 2013年3月11日D8版《促开国会“三进宫”》)期间，经粤人康有为、梁启超幕后策划，鼓动广东绅商各界，造成极大声势。
粤商自治会骨干人物以商人为主，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如会长陈惠普是银号商人兼善堂善董，副会长李戒欺为商人及铁路股东，还有出身南洋侨商家庭的黄景棠，以及创办国内第一家机器缫丝厂(1872年)的南海富商陈启沅之子陈竹君等。
陈惠普、黄景棠等是广州商务总会成员，其余各人大都是九善堂或七十二行的头面人物。因此，尽管粤商自治会本身组织相对松散，除一批发起人外，并无另招会员，且“无会籍、无会费”，但遇有要事，一呼百应，能量很大。
陈惠普等人热心立宪，对暴力革命并不认同，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他曾参与撰写并公开散布攻击革命党人的《广东各团体因乱事布告中外同乡书》。但武昌起义后，国内政局急速逆转，他与粤商自治会同仁审时度势，转而赞成广东独立，并出面组织国民团体会，据说会众达数十万人。
至于另起炉灶的粤商维持公安会，在章程中规定，对不直接涉及商界利益的事务“概不干涉”，参与时政的热情，比粤商自治会时期明显消退。
直到十多年后，由其演变而成的广州商团，在陈启沅之孙、买办商人陈廉伯策动下，与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发生激烈冲突，即所谓“商团事变”或“商团叛乱”，那是近代粤商卷入政争的另一高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