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商馆历史(二)向内地传播岭南商业文化

发布时间:2013-04-18  浏览次数:1282

  会馆在清代大多具有商业性质,广东会馆在商业行为中,其实是向当地人不断传播岭南商业文化。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已逐步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商业会馆不必多言,即使是试馆与移民会馆也多呈商业性质,北京以试馆为会馆性质的主流,但都带有明显的商业行为。

  北京:多分布在繁华热闹的宣武门外

  1990年赫树全先生在《商业研究》第1期发表《驻京同乡会馆是纯商业性质的》一文,肯定了北京同乡会馆的商业性质。美国学者何炳棣指出:“京师郡邑会馆最初是同乡仕宦公余聚会之所,逐渐才变成试馆,但始终不免同乡商人参加的痕迹”。尽管学者见仁见智,但北京同乡会馆兼具商业性质则是可信的,嘉庆年间北京《草珠一串》竹枝词:“缎号银楼也快哉,但能管事即生财。休言刻下无生意,且等明春会试来(京师买卖逢会年尤觉茂盛)”。每三年一次的会试,成为各类商家发财致富的绝好机会,而会馆作为接待同乡应试举人的大本营,是不会放过这个最佳的商业时机。

  北京会馆的商业化,一方面是通过会馆房屋的租赁形式表现出来。广东会馆在为同乡服务的同时,均向同乡住宿收取价格不等的房屋租金,据1939年《惠州会馆簿据》记载:“赁人取值为本馆经常费用”,使会馆带有明显的商业性质。甚至出现无钱不能住会馆的情况,如咸丰《新会邑馆记》载:“都中旧有广州馆,邑人北上者率寓焉,但诸县颁试常苦湫溢,若后至而资斧垂罄者,往往有变服赁口之势”。会馆除主产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房产作为附产出租,租金收入是会馆经费的主要来源。据粤东新馆统计,该馆共有主产房屋78间,而附产房屋却有431间。粤东新馆的附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多分布在繁华热闹的宣武门外,大大方便了客人投宿,提高了会馆的经济收入,显示了广东会馆的商业经营倾向。

  上海:典型的商人会馆

  光绪二十五年《上海广肇会馆序》称:“沪渎通商甲于天下,我粤广肇两郡或仕宦或商贾,以及执艺来游、挟资侨寓者,较他省为尤众。”广肇会馆于同治十一年是由香山人时任上海地方官叶顾之、著名大买办徐润、唐廷枢等热心张罗与支持,在同治年间开始筹备建设的。光绪二十五年重修,这些显示了旅沪粤人的势力与精诚团结。购置会馆的经费主要由绅商捐助,洋务帮、苏帮、洋广货帮、铁木业帮、洋行茶栈、谷栈、打包店、番衣店、番鞋店、铁店、押店、上架行、浦东木厂、浦东铁厂、虹口各业等均捐助。广肇会馆成立以后,一批香山籍买办在上海十分活跃,民国初年,上海总商会中的广东籍会董基本上为广肇商人独霸。

  粤人在上海的另一商业服务特色是为市民提供粤式及西式菜肴。餐饮服务业是广东人的强项。粤人在上海的店面设计装潢十分考究,既美化了上海市容,也传播了岭南文化。

  民国初年,粤商对上海的商业发展情景看好,1914年由粤人创办的先施公司在十里洋场的中心区南京路地段租地10亩余,建造座北朝南5层钢骨水泥大楼。1917年上海先施百货公司正式开张。公司附设有中西餐厅的东亚旅馆、百戏杂陈的屋顶乐园。1918年粤人创办的上海永安公司也在南京路的南侧正式开张,与北侧的先施公司隔街相望。两大公司不仅为上海市民提供了生活上的方便,还为市民提供了消遣游乐的场所。

  天津:从事与民生相关的商业

  广东商人从南方将红糖、香蕉、橙柑、藿香、桂皮、茴香、红木、檀木、葵扇、锡箔、药酒、藤编品、象牙雕刻、缝衣针等运销天津。然后从北方贩运棉花、花生、大豆、杏仁、红枣、黄花菜等干鲜货及药材到南方销售。天津的针市街、竹竿巷等街名与广东商人有关,前者与粤商北运的货物以缝衣针在此设行出售量最大,缝衣针的针孔,当时只有粤人能用手工制出,倾销各地,故得名针市街。后者则因广东商人从南方运来竹竿、竹筷、竹篮等竹制品在此售卖,故称竹竿巷。天津广东会馆董事共10人,“政界董事2人、广帮2人、工界商号3人、洋行2人、潮帮1人”。可见,商界占董事的就绝大部分。据粤商后裔杨仲绰先生追忆,“代表天津广东人的集体机构,是天津广东会馆的董事会。笔者自先祖来津,经营广发源皮木行,于1927年被公推为广东会馆最末任的董事长,历时30余年,至1957年广东会馆结束为止。……经营的大小商号近300家。” 广帮在天津势力的强大,与一批在津任职的广东籍官员有关,如香山人唐绍仪,留美学生,袁世凯的重臣,曾任奉天巡抚、津海关道。顺德人梁敦彦,留美学生,张之洞手下的红人,曾任直隶藩台,民国初年出任交通部长。新安人周寿臣,留美学生,曾任天津招商局总办、营口道。顺德人曹家祥,留美学生,受袁世凯赏识,任天津巡警道兼局长,为中国洋式警察创办人,“北洋警政”得名于此。香山人蔡述堂,留美学生,袁世凯极信赖他,历任洋务总办、津海关道,为北洋大学创办人,民国初年在佟楼建蔡家花园,每逢佳节集同乡欢叙。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美国前总统胡佛较友善。

  汉口:坐拥厚资交易量很大

  据吴量恺研究,清代广东帮、潮州帮以及香山商人等每年在汉口交易额达3500万两,居各帮之首,交易的货物主要是海产物、黄白生丝、广货桂皮肉、叶扇、夏布、荔枝、绢织物、象牙细工、银细工、砂糖、屑丝茧等。从汉口运回广东的主要是大米、棉布、茶叶等。光绪十七年10月21日《字林沪报》载:“粤人之旅居汉口者,类皆巨商大贾,坐拥厚资,前以桑梓情殷,酿资于大火路建造广东会馆一所,雕题画栋,金碧辉煌。”该工程逾七、八年之久才落成。竣工之日,会馆决定“谢土破台,开门演戏,选定庆喜、荣升两京班。互相演戏”。两戏班“竭力经营,往上海添置绣金绸缎,新制行头,并从京沪聘请优伶红菊花、麻子红、赵三、王小、洪福等十数人到汉。开门之日,堂上衣冠齐楚,贺客盈庭;台上则袍笏鲜明,霓裳雅奏,观者则人山人海。”这除了显示粤商在商界具有经济实力外,还可以说,粤商通过会馆落成进行的演戏活动,具有典型的商业眼光。人山人海、京班剧团、上海购买戏服等,都是在为粤商进行有效的广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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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允桓
教授
“提前面试本身就是对现行联考制度的抗议,教育部每年划出最低分数线,各院校就在违规的边缘之上,完全靠面试成绩来录取,就是最大限度不理这个考试。”仝允桓教授告诉记者:“联考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到现在又成了改革的对象,确实是中国MBA教育走的一点弯路。根据形势的变化,MBA教育总是在不断地往前走,阻碍前进、阻碍创新的事物就成了改革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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