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钱堆满十三行

发布时间:2013-05-02  浏览次数:1348

  明清以来,粤商是继徽商、晋商之后崛起的又一股强大商业力量,它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转型相始终,承前启后,脉络至今不绝。清代中前期兴起的广州十三行行商,是粤商中独树一帜的劲旅,其成败兴衰,既反映了中国沿海商人面临世界大局变幻时的调适和应对,也深刻折射了中国固有文化及体制的局限与弊端。故欲说粤商历史,先自十三行开篇。

  清道光二年(1822年)11月1日晚九时半,广州城西珠江边的十三行地区突然失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至众多中外商馆及堆放了大量毛织品的仓库。

  大火连续烧了两天,殃及上千房屋店铺,11家中国人办的洋行中,6家被焚,房屋货栈皆成灰烬,外商所办夷馆存放的货物亦无一幸免,上至大班(即经理),下至职员,都不得不慌忙避走停泊在珠江沿岸的船上。

  这是广州十三行成为清代中外贸易第一要地百余年来,有据可查的少数重大火灾之一。不过,它还不算最具毁灭性的一次。

  公行初创

  所谓“十三行”的起源,一说原是地名,据清初著名学者、广州番禺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广东琼州府领十三州县,其各种货物均集中广州城西珠江边推销,又称“十三行货”,清代外贸机构通称洋行,也聚集在这一带经营,时人遂将两者混称“十三洋行”。另一说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前后,到达广州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已发现,该处有原籍广州(5家)、泉州(5家)、徽州(3家)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经营。不管起源如何,清代广州十三行地区的洋行数目时多时少,少则几家,多则数十家,只是偶尔才正合十三家之数。

  清朝初年,即17世纪后半叶,为了封锁占据台湾作为反清基地的郑成功集团,清廷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仅商民船只不准下海贸易,外国商船亦“片帆不许入口”,甚至三次强迫沿海居民大规模内迁,使明朝以来繁盛的若干贸易口岸走向凋敝。

  “海禁”期间,与吴三桂、耿精忠并称“三藩”的尚可喜、尚之信父子统治广东,他们利用特权,组织一批“王商”(王府商人),专事对外走私贸易。其他商人受“海禁”所阻,连近在咫尺的商贸中转点澳门都去不了,广东王府贸易总管沈上达却能组织规模庞大的船队,直通南洋各地做生意。据记载,这支船队往返一次可获利白银四五万两,一年下来,能赚四五十万两。康熙十九年(1680年),尚之信叛乱失败,沈上达也遭抄家,清点财产近百万两,可谓富敌王侯。

  尚之信死后,“王商”失去靠山,但依靠丰富的外贸经验,仍拥有巨额财产。“王商”之外,当时广州从事对外贸易的还有两广总督作后台的“总督商人”,广州将军(地位与两广总督相当,类似于军区司令员)作后台的“将军商人”,以及广东巡抚(相当于省长)作后台的“抚院商人”。这些官商互不相让,争夺广州外贸的主导地位。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两年后,宣布再度开海贸易,分别在广州、厦门、定海(属宁波)、上海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以此取代自唐朝以来实行了1000多年的市舶制度,亦即变“朝贡贸易”体系为“商业行馆贸易”体系,海关负管理职责,外贸机构即洋行与之完全分离。

  1696年去世的屈大均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见十三行地区当时已是洋船云集的外贸要冲。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旗下的马尔巴勒号等三艘商船先后到达广州,与粤海关监督达成协议,获得登岸贸易的许可。英商随后在广州十三行地区正式开设商馆(中国人称为夷馆),作为对华活动的基地,并协调与中国海关及商人打交道事宜。

  4 年之后,即1720年,广州洋行商人决定联合起来,建立公行组织,以改变本国外贸商人自相争斗,反让外国商人渔翁得利的局面。11月26日,十三行洋商举行隆重的仪式,锸血为盟,共同缔结13条行规,约定:对夷商贸易时共同议价,且不能一家独揽全船货物;除漆器、刺绣等一般手工业品外,丝织品、茶叶之类大宗货物普通商家不得任意经营;外地和外省商人来广州与夷商做生意时,亦须受公行节制,严防私贩和出售劣货。

  行规中还规定,行商中对公行负担经费最多、责任最重者,可在对外贸易中占一全股,次之者占半股,其余则占四分之一股。当时占一全股的头等行有五家,二等行五家,三等行六家,此后新加入公行组织者,需纳白银1000两作为会费,并列入三等行内。

  这是带有对外贸易专营性质的十三行“公行制度”首次成型。

  行商源流

  “公行制度”建立前后,广州口岸贸易繁盛,但粤海关征收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以1721年为例,每艘外商来船需缴纳的“规礼”(相当于管理费)包括:通事(翻译)费白银250两,买办费150两,船只丈量费3250两(后减至2962两)。而货物的税率最初是3%,后增至4%,再增至6%。中外商人均对此不满,外国商船纷纷移师厦门进行贸易,十三行洋商也转回厦门另组公行,广州口岸一度萧条。如1716年就有外商船只20艘到广州贸易,到了1725年,反而只有13艘外船前来了。

  如前所述,十三行洋商中,以徽州人、广州人尤其是闽人居多。如享有巨大声誉的十三行公行领袖怡和行伍秉鉴(商名“浩官”)、同文行(后改同孚行)潘振承(商名“启官”),以及较知名的丽泉行潘长耀(商名“水官”)、义成行叶上林(商名“仁官”)等人,祖籍均为福建。

  洋商转战福建老家与外商交易,对清廷十分倚重的粤海关税收影响甚大。1723年雍正即位,他以严厉惩治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之官吏而闻名,不久即勒令广东巡抚杨文乾整顿粤海关税务,将滥收滥征、需索无度的官员查出革除,将每艘商船的“规礼”额定为白银1950两,“船钞”、“货钞”及各式各样的海关官员明暗收入,一律报出归公。此招果然见效,各国商船随之又云集广州十三行。

  但是,“规礼”大幅削减后,口岸的再度繁盛未能带来地方收入的实质性增加,杨文乾只得决定按贸易总额再增加10%的附加税,名为“缴送”(类似今天的地税),这反过来又引发外商强烈抗议,并以停止贸易相威胁。如此种种中央与地方、洋行与外商之间就海关税费、官吏腐败、贸易垄断之间的纷争与博弈,几乎伴随了整个十三行100多年的外贸兴衰史。

  雍正六年(1728年),广州、宁波分别设立商总,商总由各行商推荐,经海关监督批准,负责对外贸易、议定货价,还负责对外商进行管理,及时向官府通报其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如果外商犯禁,商总要负连带责任。商总制度设立,意味着广州十三行“公行制度”进一步完善。史料记载,同文行潘启官等四名行商,为广州首批商总同一年,法国在十三行设立商馆,成为继英国之后前来广州贸易额最大的国家。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即乾隆皇帝统治早期,有三次重大的外贸政策调整,对十三行行商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廷下令将本由通事缴纳的“船钞”及“规礼”银两,全部改由“官府选择的殷实富户承保”缴纳,广州十三行的“保商制度”开始形成。

  1754 年,清廷再将洋船税、贡银、各种手续费等,统一交行商负责,重申严禁非行商团体参与对外贸易。这一年的7月29日,两广总督召集广州各国商馆的大班开会,宣布了十三行“保商制度”:由十三行总揽一切对外贸易,向清廷承担洋船进出口课税的责任,外商一切日用品由洋行统一购买,外商违法,洋行要负连带责任。显而易见,“保商制度”兼具外交与商务双重性质。

  为避开十三行垄断贸易及广东各级官吏无休止的勒索,部分英商“移市入浙”,试图直接打开中国丝茶主产区市场。此种趋势让清廷深感不安,认为浙江是华夏文明礼教之乡,且物产丰富,不应让外国势力渗入。在要求浙海关提高税收加以遏制无效后(闽浙总督为了地方利益并未积极落实执行),1757年,乾隆皇帝断然下旨,全国仅保留广东一地对外通商,史称“一口通商”。

  潮起潮落

  据史料记载,自乾隆元年(1736年)起,粤海关税收逐年增加,乾隆五年以前,不过白银25万两上下,乾隆六年增至29万6千两,第二年又增加到31万两。到了乾隆后期的1784年前,已增至60万两,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则陆续递增至100万~150万两。广州因此被誉为“天子南库”,其中十三行行商功不可没。

  当然,十三行行商也从广州“一口通商”及垄断贸易的“公行制度”中获益,得以积累大量财富。另一首当年流传下来的《岭南乐府·十三行》中描述道:“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阑粉白旗竿长,楼窗悬镜望重洋。”

  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故事是,行商中的后起之秀,生活于乾隆中叶至道光年间(1769年~1843年)的怡和行行主伍秉鉴(伍浩官),全盛时期(1834年)名下资产多达2600万元(墨西哥银元,下同,折合白银1872万两)。而据学者估算,清代雍正以后直至鸦片战争前,朝廷每年全部财政收入也就一直在 4000万两上下浮动。说伍氏富可敌国,绝非虚言。他不仅在国内拥有房地产和茶山、店铺、巨额现金,还越过重洋,投资美国的铁路、股票和保险业务,俨然成为世界级富豪。

  继承潘启官同文行部分资产,于1815年开创同孚行的潘致祥,1820年去世时,留下财产达1000万元(折合720万两),他的儿子继续经营至1843年,累积的财富估计多达2000万元(1400万两)。

  但与行商巨大财富和声望不相符的是,自其兴起之日始,屡有欠债、破产、抄家、充军乃至绝望自杀的事件发生,只有少数行主得以全身而退,善始善终。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者陈国栋统计,自“一口通商”之后的1760年起到1843年行商制度废除为止,前后84年间,共有47家十三行行商营业,其中的37家在1771年至1839年间陆续停业,平均不到两年即有1家。在停业的行商中,5家为自然因素(行主退休或死亡),4家原因不详,有8家是经营能力不足或触犯官律被勒令停业,余下的20家竟都是资金周转不灵导致破产,超过总数的一半。

  又有27家行商在上述统计时段之内(1760年~1843年)开业兼停业,它们平均各存在了12年,最短者只有1年。即使是维持到1843年的10家行商中,也仅有同孚行(潘氏)与怡和行(伍氏)经营状况不错,其余8家则捉襟见肘,尤以天宝行(梁氏)、广利行(卢氏)为甚,两家各欠外商白银100多万两,与破产无异了。可见行商经营艰辛,很难长时间维持,乃是普遍现象。

  陈国栋认为,十三行行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交易的茶叶、毛料等大宗货物,风险不大,获利很高,他们的日常开销、炫耀性消费及捐纳官衔的支出,也并非如外界印象中那般巨大,之所以艰难度日,官府巧立名目的沉重盘剥固然是一大因素,行商自身资本规模太小,而又贪求从事多种商品贸易,才是周转不灵,负债度日的本源。

  行商铤而走险,实属迫不得已。他们筹备开业,申领执照时,已被各级官员盘剥一道,一般要花2万到6万两银子不等,开业以后,缴纳给政府的关税、捐输,替破产行商分摊偿还的“夷债”,维持运营设施和家族生计的费用,官吏继续榨取的款项,以及真正的货物周转所需(如订金等),无不一一用现银支付,而贸易所得利润,往往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到账。这让大多数本钱有限的行商一开始就陷入负债经营的窘境。他们不能不采取多元化经营策略,利用有限资金高速周转,抢购棉花、胡椒、檀香木、人参等进口商品,再转手出售,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惜喊出高价,买空卖空,以挪新掩旧。

  同时,他们还以市场上借高利贷(利率有时高达40%),或者利用行商可代缴海关关税之便,以折扣价向中外商人预支现金(其代价就是多付20%~30%的税金)等手段,帮助自己渡过资金危机。凡此种种,无异饮鸩止渴,令大部分行商最终落得惨淡收场。

  尾声

  咸丰六年(1856年)12月14日深夜,十三行地区又发生一次大火。与34年前那次失火酿成的灾难不一样,这一回是痛恨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广州民众,在十三行被英军占领后,趁着夜色纵火焚烧英法美等国商馆。到15日下午5时许,整个地区除一栋房屋幸存外,全部化为灰烬。不可一世的英军也被迫撤回停泊珠江江面的军舰上,而十三行商馆自此结束了它的曲折历史。

  其实,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内,已明确要求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广州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百余年时光,至此戛然而止。

  第二年7月,广州成为五口通商中最先开放的口岸。10月,中英签订《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英方取得在华治外法权、租地建房永久居留等特权,广州民众为抗议不平等条约,愤怒地焚烧过一次十三行的外国商馆。

  同年,在十三行行商中主理行务最久、地位最高、财力最为雄厚的怡和行行主伍秉鉴,以74岁高龄去世,为曾经辉煌的十三行,划上了一个无言的句号。

  “十三行”寻踪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年仅24岁的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编辑员梁嘉彬,写成二十余万字的书稿《广东十三行考》。3年后,这本著作经增补修订后出版,迅即成为学界公认的十三行研究奠基之作,近80年时间过去,相关主题研究之深度与水准,仍难有出其右者。

  原籍广东番禺的梁嘉彬,家世并不寻常。他的太高祖梁经国、伯高祖梁纶枢,清朝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先后为十三行之天宝行行商(商名“经官”),高祖以下,进士辈出,历任中央及地方高官,可谓粤中名族。举人出身、在京为官的祖父,更曾结交康有为,参与“公车上书”。

  梁嘉彬与其胞兄梁方仲,早年受“五四”精神影响,北上求学,先后由南开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兄长梁方仲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任岭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毕生专攻中国经济史。梁嘉彬则于1932年自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并在知名近代史家蒋廷黻指导下,发表《广东十三行考》专题论文。之后受聘于中山大学,在粤中及港澳遍访行商后人,搜寻各商家传、族谱,在1934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前夕,将论文扩写成书。

  据梁嘉彬考证,尽管太高组梁经国从商事迹见于家人的记述,但在正式留存的他及其子孙的“家传”中,与外商交易事,或只字不提,或被后人删削无遗。又如势力宏大如怡和行伍秉鉴,身后未及百年,其后人竟不详其事,连怡和行何年创办也不知道了。再如与潘同文、伍怡和并称行商佼佼者的卢广利,后裔返回广东新会原籍,难以查访,而《新会县志》未见为这一大商人写下片言只语。梁嘉彬不禁感叹,中国轻商风习之牢固,由此可见。

  行商后人讳言往事,或与先辈营商多下场不佳有关。如曾任商总的逢源行(又名万和行)蔡世文(商号“文官”),经营凡30年,嘉庆元年(1796年)突然自杀,震动一时,商行亦面临破产。与蔡氏交情甚好的广利行卢观恒助其清偿债务,反受拖累,导致自身也欠债欠饷,信用渐失。加上十三行商馆故址遭大火焚毁,前尘往事,更加难觅踪迹。梁嘉彬每每要参照外国学者如美国的摩尔斯(Morse)等根据外国资料档案编写的著作,才将几近湮没的行商事迹,一一查证复原。

  抗战爆发后,梁嘉彬放弃在日学业,毅然返国。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赴台湾继续教学研究工作,始终关注探索十三行课题,直至1995年病逝于台北。临终前,他致信内地晚辈同行,称“倘无贪污与腐败,坚信二十一世纪必为中华民族强盛之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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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辉
教授
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对变化作出快速反应的。愿我们工商学子们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发展、学会工作、学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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