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广府、客家和福佬(潮汕)这三大民系，是由不同历史时期从中原地区不断南迁而来的汉族移民，与土著南粤的古越族后裔交流融合而产生的。由于宋元以前的岭南在全国来说属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蛮荒”之地，对先进的中原汉文化有很强的向心力，在祖述先烈时都自认是汉族后裔，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并执著于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尤重信守“忠孝仁爱”、“重义轻利”、“热心公益”等观念。
农耕文化与乡土观念
中原汉人南迁的过程中，不少族氏举族迁移，迁至岭南后也多聚族而居，从事农业生产，这就将中原汉族传统的家族制度、农耕文化复制到岭南。从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因为与南粤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以及生产、生活等客观条件的变化，使“新粤人”具有了变通务实、民间信仰发达等与中原文化相参的地域性特征，但岭南文化仍以农耕文化为基础，重本守源，保留了强烈的家族和乡土观念。明清以后，客居粤商多在经商客地建立广东会馆则成为粤商听取家乡讯息、交流乡情的寄托所在。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同族、同乡之间的团结互助不仅有利于粤商们的声气相通，更有利于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商业网络的迅速构建。晚清以后，粤商开始在南洋、美洲等世界各地立足生根。
海洋文化带来的重商主义
岭南面朝大海，自古以来就有频密的中外交流和繁荣的海上贸易，使得岭南文化与传统农耕文化重农轻商的观念不同，岭南文化农商并重，珍爱商业活动所带来的财富和价值。如顺德胡氏宗训所言：“凡我子孙……勿以明农为嫌，勿以商贾为耻。”晚清岭南大儒陈澧甚至毫无芥蒂地娶行商潘有度的女儿为妻。
海洋文化的重商特征，还形成了重商逐利的非同寻常的商业道德和商业精神。粤商在商贸活动中，讲求以义生利，赋予了自身商业行为的道德合法性。宋元以来，岭南世家大族经营商业活动的情形就屡见不鲜，近代更有许多华侨粤商回国兴办实业，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产生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粤商在许多领域都同样成为先行者。
开放的文化特性与粤商的开拓进取
岭南文化的开放特性，养成了粤商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鸦片战争前，粤商就已不满足于经营中外贸易，而曾远赴海外在国际贸易中大展身手。除了南洋各地处处都有粤商的身影外，行商潘振承还曾赴瑞典经营商贸，伍秉鉴父子则在美国的保险、证券和铁路等行业都有大笔的投资。鸦片战争后，粤商遍布全球，广州的《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曾自豪地宣称：“各行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晚清时粤商马应彪等人学习西方新型的百货公司运营模式，创办先施、大新等百货公司，突破了商北货商铺的传统商业模式，促进了中国商业的近代化转型，成为粤商创新精神的突出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