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演戏、灯会
宣传岭南文化凝聚同乡情谊
会馆是商人酬神演戏的重要场所，这对于作为海商的广东人来说，尤为重要。如广东商人每年惊蛰前后到达天津时，船员皆登岸到会馆举行隆重的酬神仪式，答谢天后圣母保护商船安全的功德。并以会馆为中心形成了市民观看购物的聚集地，逐渐形成了几条著名的大街。每年秋后的财神爷生日，粤帮又在会馆设宴并演戏三天，招待各往来户，联络感情。粤商利用城乡居民认同的民间传统节日，耗巨资举办大型娱乐活动，起到了广告宣传效用。如每年盂兰会，天津的广东商人“醵资作会，高搭席棚，长有数百步，悬列灯彩无算，高低不一，照如朗日。又有巧匠扎成粤戏数折，人物如生，挂向坛前，延僧设醮，放焰火，抛施食物，锣鼓喧天，锭帛遍地，历年用款不止千金，鼓动游人不下万计。车船轿马，流水游龙，倾城士女，空巷来观，熙熙攘攘，几于联袂成帷，挥汗入雨。至夜晚则月白风清，新凉正爽，兼之香花鼓乐，悦目怡情，游人之兴仍复不减也”。
上海的潮惠会馆在第二次搬迁后，“东至黄浦滩，西至大街，南至李姓地，北至郁姓地”。会馆前堂祀天妃，后堂祀关帝，左右祀财星、双忠，每年潮州商人会集结在楼下举行春秋两祭，展示岭南文化。广肇会馆每年的盂兰盆会，在广肇山庄“建水陆道场，各行佽助台阁杂耍、纸扎人物，争奇斗巧……届期游人毕集，极为热闹”。因游人太多，甚至要请警察维持秩序。《凇南梦影录》卷13记载：“广肇山庄在新闸之南，粤中人会馆也。每年七八月之间，彼都人士竞集资为盂兰会，香烛锭帛务极奢华，一会之费动至万金，至期不特百粤衣冠座中毕集，即吴娃楚艳亦莫不香车宝马络绎而来，鬓影钗光撩乱于夕阳影里。门外必雇西捕弹压，否则打架、扛帮随时而有。”广东与西方的接触最早，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
四川的广东会馆“每逢神会必演戏庆祝，祈福还愿，皆携楮酒谷致敬尽礼”。会馆“乃各乡人共建，以不忘其所自者，岁以各神寿辰庆祝会演戏剧，用答神祗在会乡里”。男女老少皆可参加。会馆举行祭祀活动时，还举办大型灯会，每年正月十五上元会期间，如绵州的广东会馆“上元会树灯杆百尺，上悬圆灯数十，结成佛字，高矗碧空，彻夜光明，观者如堵”。这种以“佛”字为中心组成的灯会，不仅高大，而且造型也特别讲究，仅从“佛”字的结构就可看出。成都府崇庆州“上元灯棚则自州城以至乡村庙宇，无不悬灯结彩，为他州县所不及”。广东会馆的灯会活动，具有明显的故土色彩，潮州、惠州及嘉应州等地历来就有“正月灯，二月戏”之俗谚，史称“自正月十五日始，至二三月歇，银花火树，舞榭歌台，鱼龙漫衍之观，蹋鞠秋千之技，靡不毕具。夜尚演戏，价廉工省，而人乐从，通宵聚观，至晓方散”。这一传统的乡土文化活动，移民在四川基本上代代相传。广东五华迁川的徐氏后裔徐念庄于1926年返粤寻宗，其在日记中记载：“正月初六日午后二钟，出西门散步，见玩狮子者，其形状与四川相同。”
戏剧表演是城市市民文化的精神生活之一，粤剧也随着广东人大举移民上海而进入上海的市民生活。同治十二年八月初一日《申报》发表《夜观粤剧记事》报道：“予去粤几及十年，珠海梨园久不寓目，昨荣高升部来沪，在大马路攀桂轩故址开园登场演剧，粤都人士兴高采烈招予往观。”这可能是粤剧在上海的首次公演，但其观众大多是广东人。这是岭南戏剧文化对江南地区的扩张。自此以后，粤剧在上海不断发展。民国初年，新会人陈铁生在上海虹口先后组建“精武体育会粤乐部”、“上海粤侨工界协进会粤乐部”和“上海中华音乐会”三个粤乐团体，举办训练班来培养人才。后又成立“中西音乐研究社”，对粤曲及粤乐乐器进行革新，创作或改编了诸如《渔舟唱晚》、《步步高》、《雨打芭蕉》、《燕子双飞》和《孤舟雪夜》等作品，成为传世佳作，被上海人士称为“广东音乐”。
戏剧表演离不开舞台与剧院。20世纪初广东商人在粤人聚居地今铁马路菜场附近为解决乡人观赏家乡戏的问题，搭建竹木结构的戏台，专演广东戏，戏院名为鸣盛梨园(后改建为新爱伦影戏院)。1924年广东戏班在新广东街兴建广东戏院，取名“广舞台”，是唯一专演广东戏的剧场。1928年原广舞台班子又在北四川路用西洋剧场形式兴建戏院，取名“广东大戏院”。20世纪初上海北四川路虬江支路的上海大戏院、奥迪安大戏院，均为广东商人营建。当电影艺术出现在上海时，差不多早期的电影从业人员都为广东人，如阮玲玉、蝴蝶、杨耐梅、陈波儿、蔡楚生、郑正秋、郑君里等。
办学兴教，热心公益
提高文化素质塑造粤商新形象
会馆举办新式教育，几乎是晚清以来最时髦的大事。上海的广肇会馆于光绪二十四年办了2所义学，1919年义学达到8所。1929年奉市教育局令改名私立广东中小学。1935年在闸北圈地200亩，添办高级中学，原广东中小学改名上海粤东中学。新设的粤东中学以一流的教育设施受到教育局的传令嘉奖。
上海广东中学在抗战时期被日寇炮火所毁，并被改建为军营。抗战胜利后，又为军政机关征用。1947年成立了“上海粤东中学重建校舍募捐委员会”。该委员会要求军政当局发还校址，补给建筑费用。该中学重建工作，基本上把上海的粤籍政界名流及商界大款都集中起来，这对提高上海粤人的社会地位，为粤商经营提供后盾。广肇公学确定英雄花为校徽，“校徽方形紫缘，旗中为赤色英雄花三朵，同蒂分生，成正三角形，罩以绿环，上书上海，下书广肇公学”。英雄花又名木棉花，广东特产，其树高数丈，每年春夏之交开花，“色深如火，照耀林表，数百里外望之有挺然独出者，咸知其为英雄花也”。这表明学校不忘故土文化，“一则有其为吾粤之特产;二则有希望造就人材为社会指导之意。三花者，以表德智体三育;连缀则表群育;花为美好之表示，美育之意亦即寓其中”。广肇公学师生传诵的《校旗歌词》也离不开故土文化，“壮丽哉，英雄花之旗，耀着朝晖夕晖，招展翻飞。我们个个都爱他……”
会馆演戏是同乡流动人口接触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岭南文化的重要途径。四川会馆一般都会公演移民地方戏剧，史称“旧俗：戏剧皆演于各会馆或寺观，城乡间皆建万年台。……清末始改剧院”。为了演戏，各会馆大都建有专门戏台、戏楼，分设男女看台。戏台的规模大小因会馆经费而异。会馆演戏的具体内容已无从考证，但会馆本身为乡土观念的产物，其演出内容多以故土戏为主兼及其他。据嘉庆十年刊行的《成都竹枝词》载：“过罢元宵尚唱灯，胡琴拉提是淫声。回门送妹皆堪赏，一折广东人上京。”而《广东人上京》应是在南华宫内排演。什邡县泰和春剧团，多次在徐家场的南华宫戏台举办戏剧演唱活动;而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叙永厅盐店街的广东会馆，建于乾隆四十八年，到民国二十年仍保存完好，该县将大殿改修成丹凤舞台，举办演戏活动。会馆通过祭祀、演戏、灯会等大众化的社会活动，不仅传播了岭南文化，也凝聚了广东移民的力量。
天津的广东会馆建立后，积极开展各类社会活动，1912年天津数家报馆在该馆召开庆祝民国成立大会，粤人到会达6000余人。1915年5月，天津绅商学报工各界发起成立直隶救国储金团，并在该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1万余人，当场认储金20余万元。同年，直隶救国储金团假广东会馆合演古今音乐大会及各项精妙技艺、文明新剧并电影。而在广东会馆内“演述亡国惨状及救国镜等剧，颇经社会欢迎，认为激醒同胞之良剧”。从某种角度上言，这也为广东的商业经营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广东会馆还于1915年成立广东音乐会，由杨文昭、徐玉麟、徐杏裳等创办，每周一聚。至1917年发展成粤剧，天津的粤剧即从此开始。广东会馆还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从事新学教育。1920年旅津广东学校成立，由广东会馆董事长陈祝龄、广东音乐会会长麦次尹等捐款捐地，协力倡办。1927年复设初级中学;1930年将中学部迁移到英租界广东路，原址作扩充小学用。至1931年该校计小学15班、中学3班。广东学校不分省籍招生，对普及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文化素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粤商作了商业现象的宣传。解放后，广东中学改为天津市立58中学。
可见，清代各地广东会馆通过祭祀、演戏、办学等一系列文化活动，不仅提高了广东商人在各地的知名度，而且也因此广泛地宣传了岭南文化。这对内地民众认识与接受岭南无疑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