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粤商是继徽商、晋商之后崛起的又一股强大商业力量，它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转型相始终，承前启后，脉络至今不绝。清代中前期兴起的广州十三行行商，是粤商中独树一帜的劲旅，其成败兴衰，既反映了中国沿海商人面临世界大局变幻时的调适和应对，也深刻折射了中国固有文化及体制的局限与弊端。故欲说粤商历史，先自十三行开篇。
清道光二年(1822年)11月1日晚九时半，广州城西珠江边的十三行地区突然失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至众多中外商馆及堆放了大量毛织品的仓库。
大火连续烧了两天，殃及上千房屋店铺，11家中国人办的洋行中，6家被焚，房屋货栈皆成灰烬，外商所办夷馆存放的货物亦无一幸免，上至大班(即经理)，下至职员，都不得不慌忙避走停泊在珠江沿岸的船上。
这是广州十三行成为清代中外贸易第一要地百余年来，有据可查的少数重大火灾之一。不过，它还不算最具毁灭性的一次。
公行初创
所谓“十三行”的起源，一说原是地名，据清初著名学者、广州番禺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广东琼州府领十三州县，其各种货物均集中广州城西珠江边推销，又称“十三行货”，清代外贸机构通称洋行，也聚集在这一带经营，时人遂将两者混称“十三洋行”。另一说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前后，到达广州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已发现，该处有原籍广州(5家)、泉州(5家)、徽州(3家)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经营。不管起源如何，清代广州十三行地区的洋行数目时多时少，少则几家，多则数十家，只是偶尔才正合十三家之数。
清朝初年，即17世纪后半叶，为了封锁占据台湾作为反清基地的郑成功集团，清廷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仅商民船只不准下海贸易，外国商船亦“片帆不许入口”，甚至三次强迫沿海居民大规模内迁，使明朝以来繁盛的若干贸易口岸走向凋敝。
“海禁”期间，与吴三桂、耿精忠并称“三藩”的尚可喜、尚之信父子统治广东，他们利用特权，组织一批“王商”(王府商人)，专事对外走私贸易。其他商人受“海禁”所阻，连近在咫尺的商贸中转点澳门都去不了，广东王府贸易总管沈上达却能组织规模庞大的船队，直通南洋各地做生意。据记载，这支船队往返一次可获利白银四五万两，一年下来，能赚四五十万两。康熙十九年(1680年)，尚之信叛乱失败，沈上达也遭抄家，清点财产近百万两，可谓富敌王侯。
尚之信死后，“王商”失去靠山，但依靠丰富的外贸经验，仍拥有巨额财产。“王商”之外，当时广州从事对外贸易的还有两广总督作后台的“总督商人”，广州将军(地位与两广总督相当，类似于军区司令员)作后台的“将军商人”，以及广东巡抚(相当于省长)作后台的“抚院商人”。这些官商互不相让，争夺广州外贸的主导地位。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两年后，宣布再度开海贸易，分别在广州、厦门、定海(属宁波)、上海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以此取代自唐朝以来实行了1000多年的市舶制度，亦即变“朝贡贸易”体系为“商业行馆贸易”体系，海关负管理职责，外贸机构即洋行与之完全分离。
1696年去世的屈大均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见十三行地区当时已是洋船云集的外贸要冲。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旗下的马尔巴勒号等三艘商船先后到达广州，与粤海关监督达成协议，获得登岸贸易的许可。英商随后在广州十三行地区正式开设商馆(中国人称为夷馆)，作为对华活动的基地，并协调与中国海关及商人打交道事宜。
4 年之后，即1720年，广州洋行商人决定联合起来，建立公行组织，以改变本国外贸商人自相争斗，反让外国商人渔翁得利的局面。11月26日，十三行洋商举行隆重的仪式，锸血为盟，共同缔结13条行规，约定：对夷商贸易时共同议价，且不能一家独揽全船货物;除漆器、刺绣等一般手工业品外，丝织品、茶叶之类大宗货物普通商家不得任意经营;外地和外省商人来广州与夷商做生意时，亦须受公行节制，严防私贩和出售劣货。
行规中还规定，行商中对公行负担经费最多、责任最重者，可在对外贸易中占一全股，次之者占半股，其余则占四分之一股。当时占一全股的头等行有五家，二等行五家，三等行六家，此后新加入公行组织者，需纳白银1000两作为会费，并列入三等行内。
这是带有对外贸易专营性质的十三行“公行制度”首次成型。
行商源流
“公行制度”建立前后，广州口岸贸易繁盛，但粤海关征收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以1721年为例，每艘外商来船需缴纳的“规礼”(相当于管理费)包括：通事(翻译)费白银250两，买办费150两，船只丈量费3250两(后减至2962两)。而货物的税率最初是3%，后增至4%，再增至6%。中外商人均对此不满，外国商船纷纷移师厦门进行贸易，十三行洋商也转回厦门另组公行，广州口岸一度萧条。如1716年就有外商船只20艘到广州贸易，到了1725年，反而只有13艘外船前来了。
如前所述，十三行洋商中，以徽州人、广州人尤其是闽人居多。如享有巨大声誉的十三行公行领袖怡和行伍秉鉴(商名“浩官”)、同文行(后改同孚行)潘振承(商名“启官”)，以及较知名的丽泉行潘长耀(商名“水官”)、义成行叶上林(商名“仁官”)等人，祖籍均为福建。
洋商转战福建老家与外商交易，对清廷十分倚重的粤海关税收影响甚大。1723年雍正即位，他以严厉惩治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之官吏而闻名，不久即勒令广东巡抚杨文乾整顿粤海关税务，将滥收滥征、需索无度的官员查出革除，将每艘商船的“规礼”额定为白银1950两，“船钞”、“货钞”及各式各样的海关官员明暗收入，一律报出归公。此招果然见效，各国商船随之又云集广州十三行。
但是，“规礼”大幅削减后，口岸的再度繁盛未能带来地方收入的实质性增加，杨文乾只得决定按贸易总额再增加10%的附加税，名为“缴送”(类似今天的地税)，这反过来又引发外商强烈抗议，并以停止贸易相威胁。如此种种中央与地方、洋行与外商之间就海关税费、官吏腐败、贸易垄断之间的纷争与博弈，几乎伴随了整个十三行100多年的外贸兴衰史。
雍正六年(1728年)，广州、宁波分别设立商总，商总由各行商推荐，经海关监督批准，负责对外贸易、议定货价，还负责对外商进行管理，及时向官府通报其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如果外商犯禁，商总要负连带责任。商总制度设立，意味着广州十三行“公行制度”进一步完善。史料记载，同文行潘启官等四名行商，为广州首批商总同一年，法国在十三行设立商馆，成为继英国之后前来广州贸易额最大的国家。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即乾隆皇帝统治早期，有三次重大的外贸政策调整，对十三行行商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廷下令将本由通事缴纳的“船钞”及“规礼”银两，全部改由“官府选择的殷实富户承保”缴纳，广州十三行的“保商制度”开始形成。
1754 年，清廷再将洋船税、贡银、各种手续费等，统一交行商负责，重申严禁非行商团体参与对外贸易。这一年的7月29日，两广总督召集广州各国商馆的大班开会，宣布了十三行“保商制度”：由十三行总揽一切对外贸易，向清廷承担洋船进出口课税的责任，外商一切日用品由洋行统一购买，外商违法，洋行要负连带责任。显而易见，“保商制度”兼具外交与商务双重性质。
为避开十三行垄断贸易及广东各级官吏无休止的勒索，部分英商“移市入浙”，试图直接打开中国丝茶主产区市场。此种趋势让清廷深感不安，认为浙江是华夏文明礼教之乡，且物产丰富，不应让外国势力渗入。在要求浙海关提高税收加以遏制无效后(闽浙总督为了地方利益并未积极落实执行)，1757年，乾隆皇帝断然下旨，全国仅保留广东一地对外通商，史称“一口通商”。
潮起潮落
据史料记载，自乾隆元年(1736年)起，粤海关税收逐年增加，乾隆五年以前，不过白银25万两上下，乾隆六年增至29万6千两，第二年又增加到31万两。到了乾隆后期的1784年前，已增至60万两，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则陆续递增至100万~150万两。广州因此被誉为“天子南库”，其中十三行行商功不可没。
当然，十三行行商也从广州“一口通商”及垄断贸易的“公行制度”中获益，得以积累大量财富。另一首当年流传下来的《岭南乐府·十三行》中描述道：“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阑粉白旗竿长，楼窗悬镜望重洋。”
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故事是，行商中的后起之秀，生活于乾隆中叶至道光年间(1769年~1843年)的怡和行行主伍秉鉴(伍浩官)，全盛时期(1834年)名下资产多达2600万元(墨西哥银元，下同，折合白银1872万两)。而据学者估算，清代雍正以后直至鸦片战争前，朝廷每年全部财政收入也就一直在 4000万两上下浮动。说伍氏富可敌国，绝非虚言。他不仅在国内拥有房地产和茶山、店铺、巨额现金，还越过重洋，投资美国的铁路、股票和保险业务，俨然成为世界级富豪。
继承潘启官同文行部分资产，于1815年开创同孚行的潘致祥，1820年去世时，留下财产达1000万元(折合720万两)，他的儿子继续经营至1843年，累积的财富估计多达2000万元(1400万两)。
但与行商巨大财富和声望不相符的是，自其兴起之日始，屡有欠债、破产、抄家、充军乃至绝望自杀的事件发生，只有少数行主得以全身而退，善始善终。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者陈国栋统计，自“一口通商”之后的1760年起到1843年行商制度废除为止，前后84年间，共有47家十三行行商营业，其中的37家在1771年至1839年间陆续停业，平均不到两年即有1家。在停业的行商中，5家为自然因素(行主退休或死亡)，4家原因不详，有8家是经营能力不足或触犯官律被勒令停业，余下的20家竟都是资金周转不灵导致破产，超过总数的一半。
又有27家行商在上述统计时段之内(1760年~1843年)开业兼停业，它们平均各存在了12年，最短者只有1年。即使是维持到1843年的10家行商中，也仅有同孚行(潘氏)与怡和行(伍氏)经营状况不错，其余8家则捉襟见肘，尤以天宝行(梁氏)、广利行(卢氏)为甚，两家各欠外商白银100多万两，与破产无异了。可见行商经营艰辛，很难长时间维持，乃是普遍现象。
陈国栋认为，十三行行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交易的茶叶、毛料等大宗货物，风险不大，获利很高，他们的日常开销、炫耀性消费及捐纳官衔的支出，也并非如外界印象中那般巨大，之所以艰难度日，官府巧立名目的沉重盘剥固然是一大因素，行商自身资本规模太小，而又贪求从事多种商品贸易，才是周转不灵，负债度日的本源。
行商铤而走险，实属迫不得已。他们筹备开业，申领执照时，已被各级官员盘剥一道，一般要花2万到6万两银子不等，开业以后，缴纳给政府的关税、捐输，替破产行商分摊偿还的“夷债”，维持运营设施和家族生计的费用，官吏继续榨取的款项，以及真正的货物周转所需(如订金等)，无不一一用现银支付，而贸易所得利润，往往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到账。这让大多数本钱有限的行商一开始就陷入负债经营的窘境。他们不能不采取多元化经营策略，利用有限资金高速周转，抢购棉花、胡椒、檀香木、人参等进口商品，再转手出售，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惜喊出高价，买空卖空，以挪新掩旧。
同时，他们还以市场上借高利贷(利率有时高达40%)，或者利用行商可代缴海关关税之便，以折扣价向中外商人预支现金(其代价就是多付20%~30%的税金)等手段，帮助自己渡过资金危机。凡此种种，无异饮鸩止渴，令大部分行商最终落得惨淡收场。
尾声
咸丰六年(1856年)12月14日深夜，十三行地区又发生一次大火。与34年前那次失火酿成的灾难不一样，这一回是痛恨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广州民众，在十三行被英军占领后，趁着夜色纵火焚烧英法美等国商馆。到15日下午5时许，整个地区除一栋房屋幸存外，全部化为灰烬。不可一世的英军也被迫撤回停泊珠江江面的军舰上，而十三行商馆自此结束了它的曲折历史。
其实，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内，已明确要求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广州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百余年时光，至此戛然而止。
第二年7月，广州成为五口通商中最先开放的口岸。10月，中英签订《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英方取得在华治外法权、租地建房永久居留等特权，广州民众为抗议不平等条约，愤怒地焚烧过一次十三行的外国商馆。
同年，在十三行行商中主理行务最久、地位最高、财力最为雄厚的怡和行行主伍秉鉴，以74岁高龄去世，为曾经辉煌的十三行，划上了一个无言的句号。
“十三行”寻踪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年仅24岁的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编辑员梁嘉彬，写成二十余万字的书稿《广东十三行考》。3年后，这本著作经增补修订后出版，迅即成为学界公认的十三行研究奠基之作，近80年时间过去，相关主题研究之深度与水准，仍难有出其右者。
原籍广东番禺的梁嘉彬，家世并不寻常。他的太高祖梁经国、伯高祖梁纶枢，清朝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先后为十三行之天宝行行商(商名“经官”)，高祖以下，进士辈出，历任中央及地方高官，可谓粤中名族。举人出身、在京为官的祖父，更曾结交康有为，参与“公车上书”。
梁嘉彬与其胞兄梁方仲，早年受“五四”精神影响，北上求学，先后由南开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兄长梁方仲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任岭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毕生专攻中国经济史。梁嘉彬则于1932年自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并在知名近代史家蒋廷黻指导下，发表《广东十三行考》专题论文。之后受聘于中山大学，在粤中及港澳遍访行商后人，搜寻各商家传、族谱，在1934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前夕，将论文扩写成书。
据梁嘉彬考证，尽管太高组梁经国从商事迹见于家人的记述，但在正式留存的他及其子孙的“家传”中，与外商交易事，或只字不提，或被后人删削无遗。又如势力宏大如怡和行伍秉鉴，身后未及百年，其后人竟不详其事，连怡和行何年创办也不知道了。再如与潘同文、伍怡和并称行商佼佼者的卢广利，后裔返回广东新会原籍，难以查访，而《新会县志》未见为这一大商人写下片言只语。梁嘉彬不禁感叹，中国轻商风习之牢固，由此可见。
行商后人讳言往事，或与先辈营商多下场不佳有关。如曾任商总的逢源行(又名万和行)蔡世文(商号“文官”)，经营凡30年，嘉庆元年(1796年)突然自杀，震动一时，商行亦面临破产。与蔡氏交情甚好的广利行卢观恒助其清偿债务，反受拖累，导致自身也欠债欠饷，信用渐失。加上十三行商馆故址遭大火焚毁，前尘往事，更加难觅踪迹。梁嘉彬每每要参照外国学者如美国的摩尔斯(Morse)等根据外国资料档案编写的著作，才将几近湮没的行商事迹，一一查证复原。
抗战爆发后，梁嘉彬放弃在日学业，毅然返国。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赴台湾继续教学研究工作，始终关注探索十三行课题，直至1995年病逝于台北。临终前，他致信内地晚辈同行，称“倘无贪污与腐败，坚信二十一世纪必为中华民族强盛之世纪”。
